我从不担心社会上缺少愚论。我只是说，我不支持那些愚论。我只是说，如果法律程序不够完善，那就应该尽力帮助法律程序完善，而不是仅仅往自以为的弱者一方站队。

法律程序不完善该怎么办

薛兆丰
2009年6月24日

我的两篇短评“邓玉娇案的重点与盲点”和“网络陪审团追求最大戏剧效果”引起争议。反对者的理论是“因为法律程序不够完善，所以必须往弱者一方站队。”

这理论的逻辑有问题。既然法律程序不够完善，就应该致力于完善法律程序。法律程序不够完善，受伤害的就是那些得不到适度法律待遇的人。真正的弱者，是且永远是那些得不到适度法律待遇的人，而不是超越案情背景从财富、地位、学识、年龄、性别上被判断为弱者的人。法律程序不够完善，就说明有人得不到适度的法律待遇，那我们就应该致力于确保案件的每一方（而不是某一方）都得到适度的法律待遇。这才是帮助法律程序走向完善的正确道路。反过来，不假思索地站在自以为的弱者一方，则不可能对完善法律程序有帮助。

邓玉娇案后来披露出来的情况，包括邓女的爷爷是退休庭长（且是一个小地方的庭长），邓女的亲生父亲生前就在那派出所工作，母亲在那里烧饭到拿退休金，邓玉娇始终没有见过手铐，还能在医院接见网友拍照，她进派出所后每个民警她都是认识的，最早的公告就谈到她有精神病药等，都在显示邓玉娇在案发后得到了不错的法律待遇。相比之下，聆讯“邓贵大之死”的法庭一个上午就完成所有程序。这里，谁更像得不到适度法律待遇的一方？谁更可能是弱者？

那些“热心人士”不仅采用了完全错误的原则（即“在法律程序不够完善时就是要往弱者一方站队”），还在“谁是弱者”的问题上作出了现在越来越像是失误的判断。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他们置邓玉娇本人及其家属的言论和行为于不顾（邓家声称没有受到实质性侵犯，承认防卫过当，声称法庭的判决公正合理，并有意躲避这些“热心人士”的接近），坚称邓贵大就是要强奸，邓玉娇防卫并没有过当，还意犹未尽地要找和劝邓玉娇上诉，据说还要帮助安排邓玉娇搬到北京去。真是匪夷所思，啼笑皆非。

有人说，舆论的力量很弱，没法帮助完善法律程序。我反问，既然很弱，那为什么就能帮助弱者？如果舆论的力量足以给他们以为的弱者一点帮助，那么这种力量本来也可以转为用来帮助促进法律程序的完善。事实上，如果舆论——网民、媒体、知识分子——之中有一部分人是具有法治观念的话（只要有一部分人就令人欣慰了），那么表达一下看法也不是什么要等到天国降临才能考虑去做的难事。他们没有这么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现在法治不完善”，也不是因为“舆论的力量很弱”，也不是因为这太“奢谈”，而只是他们脑子根本就没那根筋，根本就没接受过那观念，根本就没仔细想过，根本就是自豪地以为“往（自以为的）弱者一方站队”是自己的天职。

有人说，舆论有多种声音毕竟还是好的。当然是好的。我从来不怀疑舆论有多种声音比没有声音要好。我也从不担心社会上缺少愚论（包括“因为法律程序不够完善所以必须往弱者一方站队”的观点）。从来不缺，到处泛滥。我只是说，我自己不支持这种观点。与他们相反，我说如果法律程序不够完善，那就尽力帮助完善法律程序，包括呼吁让每个人——而不仅仅是被盲目地选中了的弱者——都得到适度的法律待遇。

相关阅读：

1. 邓玉娇案的重点与盲点 
2. 网络陪审团追求最大戏剧效果
3. 维基百科：正义女神为何蒙眼

围绕邓玉娇案所引发的舆论（包括压倒性地对初审判决表示支持的言论和为舆论影响了判决而喝彩的言论）反映了公民法治观念的苍白。 

邓玉娇案的重点与盲点
http://xuezhaofeng.com/blog/?p=886 

薛兆丰
2009年6月18日 

围绕邓玉娇案所引发的舆论（包括压倒性地对初审判决表示支持的言论和为舆论影响了判决而喝彩的言论）反映了公民法治观念的苍白。我不直接讨论案件的事实经过，也不直接讨论法庭所认定的事实、罪名和量刑，我只讨论该案的重点、盲点和舆论反应。

该案的重点问题之一是“防卫是否过当？”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答一系列子问题，包括但不限于：（1）邓玉娇在案发时神智是否清醒，能否控制自己的行为；（2）共有多少人在场，他们是谁，他们各自干了什么；（3）邓贵大究竟做了什么（而不是邓玉娇认为他想做什么），是他把邓玉娇推到沙发上使她坐下，还是他把她压到沙发上；邓贵大有没有性侵犯邓玉娇，现场是否存在邓贵大强奸邓玉娇的可能；（4）邓玉娇是否需要刺伤邓贵大四刀以上才能使对方停止侵害。这些都是问题，我不谈答案。我是说这些应该是重点的问题，是所有人——尤其是法庭——必须专注的问题。

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从法庭裁决所得到的回答是：

巴东县人民法院认为，邓玉娇在遭受邓贵大、黄德智无理纠缠、拉扯推搡、言词侮辱等不法侵害的情况下，实施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超过了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被告人邓玉娇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而根据《南方都市报》采访邓玉娇和她的爷爷的报道，她爷爷邓正兰在邓玉娇在场时所代为提供的回答是：

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性侵犯。在水疗区时，他们有抓过我孙女，我孙女有反抗，这个是有，但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行为。其实这个问题我也纳闷，我看过几次通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对有些细节的措辞不太一样。后来我就到看守所去见孙女，我说你跟我要讲实话，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孙女跟我肯定讲实话的，她说就是这样，在水疗区那人抓过她，她反抗过，没有外面所传的性侵犯。而且你想一下，当时现场还有七八个人，那么多人在场，怎么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当时还就到底是“按倒”还是“推坐”问过孙女，她说的情况还是“推坐”，坐在沙发上就是坐了。我见孙女后跟她讲，是否算自首，光主动投案了还不够，你没有如实供述案情，还是不能算自首，所以你不能说假话，一定要如实地说。

该案的重点问题之二是“量刑是否适当？”法庭的裁决是：

案发后，邓玉娇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经法医鉴定，邓玉娇为心境障碍（双相），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据此，依法判决对邓玉娇免予刑事处罚。

舆论和法律学者应该回答的问题是：这样的量刑是否与先例相符？有罪而无刑，是否属于量刑得当？我不确知，但我怀疑。我这里只是强调这是重点问题。

再说此案的盲点。所谓“盲点”，是指法庭和舆论应该极力忽视的要素，那就是（1）当事人的身份和（2）他们之间冲突所牵涉的是非曲直。邓贵大是不是政府官员，是不是贪官，平时职权有多大，私生活有多淫荡，他们单位的平均收入是多少，他的同事抽什么牌的香烟，都是要刻意回避而不应该加以考虑的问题。邓贵大向邓玉娇要求什么，这种要求是否道德，是否合情合理，都是要刻意回避而不应该加以考虑的问题。甚至不妨设想，假如邓大贵是在向邓玉娇追讨欠债，那么他们之间究竟谁欠了谁，究竟谁是谁非，他们之间冲突的内容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应该增加或减少邓玉娇行为的合理性。能够影响邓玉娇行为合理性的唯一因素，就是前面谈到的围绕“防卫是否过当”所进行的调查的结果。

我认为邓玉娇案凸显了公民法治观念的苍白，理由是上述两个“重点”得不到舆论的冷静审视，而“盲点”却成了舆论关心的热点，甚至可能在事实上也成了左右法庭量刑的决定因素。如果说舆论影响了判决结果，那么这是法治发展的又一个悲哀，而不是什么进步。不要忘记，在不久以前，地主富农在群众大会后就被推去枪毙，右派封资修在批斗大会后就悬梁自杀。当日的思维模式至今没有丝毫改变：好人无辜，坏人该死，至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由群众说了算。那些口口声声要通过群众的力量来维护公正的人，有谁关心什么是公正，有谁明白为什么法官的眼睛要被蒙起来？

相关阅读：

1. 邓玉娇事件（维基百科）
2. 《南方都市报》2009年6月17日报道：“邓玉娇爷爷：孙女说没被性侵犯”

从2003年秋天起，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谈论一个关于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的主题，包括：

• 升值还是不升值
• 稳住了汇率，引入了通胀
• 汇率策略的悖论
• 还会继续加息吗
• 汇率错位刺激美元投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国人对中国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的需求大增，于是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要么让人民币的名义汇率自由浮动，要么引入通货膨胀，两者必有其一要发生；若抑制升值并引发通胀，加息和实施形形色色的物价管制，就都无济于事。

是明确货币政策的时候了

薛兆丰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2003年秋天起，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谈论一个关于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国人对中国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的需求大增，于是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中国要么让人民币的名义汇率自由浮动，要么引入通货膨胀，两者必有其一要发生；若抑制升值并引发通胀，加息和实施形形色色的物价管制，就都无济于事。世界上可供选择的货币制度只有三种，现在是明确货币政策的时候了。

货币中性与人民币升值根源

货币是一种中性的尺度。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确举足轻重，但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价值的尺度，是因为它传递着经济信息，是因为每个人都凭着它来安排生活和生产。说货币重要，并不是它可以无中生有，不是说多印钞票就能创造就业、就能影响真实的利率、就能推动社会的繁荣。

撇开短暂和局部的误导不说，如果一个人长得很矮，你是不能通过修改度量衡来使他长高的；如果一个人很长寿，你是不能拨动时钟来缩短他的寿命的。也就是说，假如经济情况本身就在剧烈变动，那么就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经济指标来反映这种变动。

现在，实实在在的经济变动，就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了。因为劳动力低廉，产品质量上升，我们卖给外国人的东西多了，同时也就提高了我们购买外国货物的能力。我们的确可以把换来的美元暂时攒起来不花，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能力花。我们总要花的。永远不花，就是傻瓜。

因为用人民币标价的那些中国货物和中国服务受欢迎，所以外国人争着拿美元来兑换人民币，以便享受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在争夺人民币的过程中，用人民币换取美元的比率就会被抬高，也就是大家说的“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只有三种货币制度

我们要明白，可供选择的外汇策略并不多，原则上只有三种，即“联系汇率”、“自主汇率”和“管制汇率”。此外，没有谁能发明什么新的汇率策略。如果硬要说某人发明了什么汇率策略，那也只是说他作了选择而已。

所谓“管制汇率”，就是一国通过强行控制进出口商品量和外币兑换量，把本国货币的币值，硬性维持在某个先定的价位上。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这个方案根本不值得考虑。而“自主汇率”，就是一国的货币当局只盯着本国的物价水平，以维持物价稳定为原则来控制货币流通量，而让本国货币与外币的兑换率自由浮动。至于“联系汇率”，则是本国货币与某国外币按固定汇率进行兑换。这跟许多大学食堂里的菜票发行并无二致：进来1元货币，就换出1元菜票。校外的货币若出现通货膨胀，那么校内的菜票也就同时出现膨胀；校外若出现通货紧缩，那么菜票发行量也相应紧缩。

人民币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就是实行这种“联系汇率”。实行这种汇率策略，实际上让人民银行放弃了人民币发钞量的酌情权。美元大量流入，人民币流通量就随之上升，带来通货膨胀。国内近年来出现的物价上涨势头，尤其是各地所谓投资过热的情况，其实是这种钩紧美元的“联系汇率”造成的。

当1块美元只值6块人民币的时候，你非要给人家8块不可，那么你就是在送价值2块的礼了；既然多买多送，那么美元就会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这些美元可能是以前存的，也可能是新近印的。中国的外汇储备直线上升，部分原因是这样造成的。来者不拒，结果是稳住了汇率，也引入了通胀。

要遏制国内的通胀势头，必须让人民币与美元脱钩。那人民币跟什么挂钩呢？有人主张让人民币钩紧一揽子外币。可以这样做，但这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必然会出现波动。这是说，既主张人民币与一揽子外币挂钩，同时也反对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是自相矛盾的主张。

也有人主张人民币与一揽子物品挂钩。这也可以，只是技术上并不容易做到。一碗饺子就是一揽子物品，涉及面粉、青菜、畜牧和能源等原料的价格。要在中央银行调控货币发行量，使得一碗饺子的货币成本总是保持稳定，难免有“鞭长莫及”的困难。中央银行根据消费物价指数（CPI）来诊断通货膨胀的程度，从而控制货币流通量，就是一种国际上非常常见的以一揽子物品挂钩的发钞制度。是的，法币（fiat money）的发行不再与黄金或白银挂钩，但并不等于它没有钩。它从来都是有钩的，而这个钩通常就是CPI。

当然，CPI的计算总是不可能精确地体现通胀程度。于是，有人提出要简化，要以期货市场上的物品，来代替CPI中囊括的大量商品。我见不到这种建议的好处在哪里。期货市场中的商品，总共只有几十种几大类（包括能源、谷物、肉类、金属、咖啡、棉花、糖等）。假如出现自然灾害或战争等外因冲击，这些商品很可能全部涨价。这是说，把CPI简化成期货商品，很容易把由于外因冲击而造成的局部价格变化，误报为由于货币发行量过多而造成的全局价格变化。把CPI简化为期货商品的建议，没有说服力。

建议把CPI简化为期货商品的人，还误解了“时滞”的概念。从商品价格发生变动，到央行得悉，是有时滞，但那根本就微不足道。央行面临的时滞难题，绝对不是那个时滞。时滞讲的是从央行采取行动，到物价发生变化的时滞。这个时滞，可能是半年，一年，一年半，两年。这才是真正的时滞，是央行无法时刻精确控制货币量的困难所在。在缩短这个时滞问题上，仅看期货商品价格，并不比看CPI强。央行要快一点知道CPI，也并不难，也能做到。但那是零头，论天算的时滞，而不是那个论年算的时滞。

不管怎样，只要人民币与一揽子物品挂钩，那么不管这一揽子物品是指CPI还是指为数甚少的几十种期货商品，那么中央银行就是在实施“自主汇率”的货币制度，那么人民币兑美元就会出现汇率的波动。今天的中国，找一揽子不升值的商品还真不容易。这是说，既主张人民币与一揽子物品挂钩，同时也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也是自相矛盾的主张。

还有人主张应该以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为首要政策目标。这主张听起来不错，但持这个主张的人得先来澄清，所谓“币值稳定”，究竟指的是人民币的物价水平稳定，还是人民币兑美元（或其他外币）的汇率水平稳定。前者的实质是人民币与一揽子物品挂钩，后者的实质是实行“联系汇率”，而这两个策略并不兼容。

有一些自诩特别关心老百姓的学者，认为人民币若兑美元升值，就会削弱中国劳苦大众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会剥夺了他们脱贫致富的机会。假设这些学者说得对，那我们要问：若中国货币当局硬性让人民币进一步贬值，那岂不更好？发财致富的窍门，不应该这么简单。

我问过持这种主张的学者。他们有时回答：“喔，不，现在的汇率刚好”。而我追问：“你凭什么知道这就是刚好的汇率？”他们答不上来。他们有时则回答：“目前的汇率未必是刚好的，但我们要遵循英谚，没毛病就不要改”。若是这样，那他们为劳苦大众请命的高调就不攻自破，而且还得接受“联系汇率”带来的通货膨胀后果。

我要说的是，汇率策略是一个选择，任何选择都有代价。“联系汇率”的好处是央行放弃发钞权，坏处是会被动引入通胀或通缩，其实质是在使用美元；“自主汇率”，即让汇率自由浮动，其好处是可以执行稳定物价政策，坏处是如果央行不能自律，就容易被政府利用造成通胀或通缩。对中国一个泱泱大国来说，“自主汇率”比“联系汇率”更合适。但总的来说，两个都算是方案，选一种坚持还可以。要反对的那些自相矛盾的政策建议，即一会这样，一会那样，一会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一会担心国内出现通货膨胀，一会主张人民币与一揽子外币挂钩，一会又主张人民币与一揽子物品挂钩的方案。这些方案进退失据，逻辑上不可能，结果只会造成混乱。

加息和调控都不能抑制通胀

央行“宣布”加息，表明央行十分慎重地认为，通胀还会继续。要指出的是，许多人（包括相当多经济学者）都以为加息是抑制通胀的举措。那不对。通胀必然是多印钞票和过度放贷引起的。加息只能说明通胀，但绝不能抑制通胀。要压制通胀，只有一条路，就是少印钞票和收紧银根。那是痛苦的过程，但其他手段无济于事。

我们要分析加息的后果，就不能把眼光盯在加息上，而要把眼光盯在央行之所以要加息的原因上。既然加息是因为通胀引起的，我们就不能只是问加息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而必须问通胀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单从利率看，加息会使按揭价格上涨，从而抑制房地产交易，使房地产的库存变成所谓的“泡沫”；但如果通胀真的来临，那么房地产就只会显著看涨，而不会因为毫厘的利率增长而萎缩。单从利率看，每个人的存款都有更高的利息收益；但如果通胀真的来临，那毫厘的利率就弥补不了货币贬值造成的损失。单从利率看，加息可以有助冷却贷款投资；但如果面临通胀，加上借款人可以凭其他行政或人际关系借款，到期还可以赖帐，那么加息就控制不了所谓的“过热”。

针对楼价居高，国内学者有不少怪论，指责地产商是始作俑者，所以上海楼价要跌五成；说老百姓买不起楼，所以政府要通过利率打压楼价；说调控一国的楼价，只需要政府下个决心，设立举报高价售楼的热线电话即可。这些言论本身逻辑混乱，属胡说八道；但它们大受欢迎，反映了国内楼价攀升出乎公众预期，是国内出现通货膨胀的征兆。

古往今来，哪里出现通货膨胀，哪里就会出现对所谓“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和“黑箱操作”等行为的痛斥。之所以出现这些痛斥，是因为老百姓和半桶水的学者误解了物价普遍上涨的原因。他们的确见到了商人在抬价，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抬价的商人只是经济链条中的一环，他们的抬价行为，是时刻受到整张经济之网所牵制的。中国房价的节节攀升，部分是由于人民币钩紧美元造成的。

结语

认识“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替代关系，是把握整个问题的关键。这个替代关系本来不难理解，但一些经济学谬见形成了认识障碍。最大的谬见，在国际贸易上。许多人认为，出口多就是好的，为了能多出口，似乎可以不计较代价。硬是不让人民币升值，是因为人们认为这能促进出口，从而改善农民的生活。真是这样，这个世界还有穷国吗？贬自己的货币，易如反掌，但物价飞涨，会使农民的生活大打折扣；而不能从外国人那里换回等值的商品，更是在逼本国人替外国人做免费劳动。屏除经济学谬见，有助于我们平心静气地权衡和选择货币制度。

相关阅读：

1. 汇率策略的悖论
2. 汇率形成的机制
3. 还会继续加息吗
4. 贸易的目的是什么

价值中国专访经济学者薛兆丰 

2009年4月15日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看待美国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最大危机和挑战是什么？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价值中国就此专访了经济学者薛兆丰先生。

1.  在您的个人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真实生活的经济分析”，您是不是想通过简单的语言来解释深奥的经济学原理？

我当然希望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达思想，但经济学原理本身是否深奥就未必了。有些内容肯定是浅的，价格管制和自由贸易等，有些深一点，产权和公司内部治理，反垄断法涉及的各种可疑的商业行为，货币和金融等，但和数理化比起来都算不上深奥。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这门科学还处于很幼稚的阶段，高深数学确实是被用来掩盖它的幼稚了，但高深数学掩盖不了它的幼稚。我们不能把经济学看得太高。

我能肯定的是，经济学原理必须学才能学会，自己揣摩是揣摩不出来的。不时收到一些朋友来信，寄来自己写的很长的论文，自己创立一门经济学学说，让我提意见。更常见的是另一种情况：“我是经济学的门外汉，但我一看你的文章，就知道你不懂经济学……”这两种人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把经济学看得太低了。

经济学还是有一些很坚实的基础内容，而且是自己揣摩不出来的，得学才会。我在我的网站上有一篇短文“十个经济学概念”，这十个概念《辞海》都有，上过初中的人天天都在随意使用，但不学经济学是不可能自己揣摩出学过的人所理解的含义的，就不用说像骑车和游泳那样自觉运用了。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我是想用简单的语言来解释虽然容易理解但不可能无师自通的经济学原理。

 2. 您认为自己受哪个经济学派的影响比较大？您的学术观点是怎样形成的？

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都影响了我。奥地利学派曾经非常优秀，很多已经成为经济学不可或缺的基础概念，比如“边际”和“利息”的概念，都来自奥地利学派。反对计划经济，也是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贡献。这些我都十分受益。但是，这个学派近几十年来停滞不前，有向宗派演化的势头，原因很复杂，这里不谈，但不管怎样，这个局面是我不喜欢的。

芝加哥学派给我的影响，一是大学时期看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人的著作。二是我翻译了阿尔钦（Armen Alchian）当时正在改写的经济学教科书。我晚上睡觉前给他去信问点什么，第二天清早醒来，阿尔钦从加州寄来的回信已经等在收件箱里了。他称我为工友。那真是非常美好的时光。三是我的研究方向“法与经济学”，其中包括反垄断法和公司治理等内容，都是芝加哥学派的贡献。

弗吉尼亚学派对我也有影响。我在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领“布坎南中心奖学金”，上公共选择学派的两个创始人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塔洛克（Gordon Tullock）的课，当然还有罗利（Charles Rowley）和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课。其中塔洛克和瓦格纳还是我的导师。我很敬佩他们，在那里呆了五年，接受他们的影响。

这三个学派是近亲，渊源很深，在里面游荡过才知道，他们大致上是一伙的。例如，布坎南和塔洛克都是弗吉尼亚学派，但他们都分别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和法学院的学生；瓦格纳既是弗吉尼亚又是奥地利，可他还曾经当过芝加哥学派招牌的科斯（Ronald Coase）的助教；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派，但他的实证方法论是来自哈耶克（F. A. Hayek）的好朋友波普尔（Karl Popper）的，他的永久收入理论是来自费雪（Irving Fisher）的，都带有深深的奥地利学派的烙印。

我是在大学时期开始接触经济学的，我学的是应用数学，其方向很明确，就是在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应用，所以最早读的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波普尔的“社会工程论”，都是凯恩斯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内容。当时很着迷，日夜攻读，这样左了大概半年，直到室友尹忠东告诉我“弗里德曼”和“米塞斯”的名字。

3. 在阅读您的文章时，我们会发现您与“主流经济学家”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为什么您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我几百篇文章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很少自相矛盾的地方，说明是成体系的。不论这个体系是对是错，成了体系，就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了。

我反对反垄断法。从1998年开始，反对美国告微软，呼吁中国最好不要搞反垄断法。当时中国很难找到赞成我的经济学家。央视给我做节目，让我提供一个名单，好让他们能找到几个站在我一方的，平衡一下言论。我也只能尽可能给，但结果找到两位经济学家，我感觉可能会支持我的，原来都不赞成我的观点，其中一位还说：“中国不搞反垄断法的话微软会哈哈大笑！”这话电视上就播出去，报纸上跟着就登出来。我感到很尴尬。然而，美国却有一百多位经济学家给总统写联名信，反对政府对微软的指控，梅森大学经济系的人基本上都签了名。这又让我觉得很鼓舞。去年我第二本书《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请到了“法与经济学”创始人之一曼尼（Henry Manne）教授作序，结果得到全面支持。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要看“主流”是指什么。如果是指那一百多位反对控告微软的美国经济学家，或最近反对救市的三百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或者是国内的张维迎、周其仁、陈志武、许小年等经济学家，那么我的看法是跟他们接近的。但如果是指那些赞成搞最低工资的经济学家，那些反对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那些呼吁春运火车票不应该涨价的经济学家，那我跟他们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至于为什么，恐怕他们会有更好的答案。

4. 在您眼中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应该是什么样的？

真正的经济学家，就像普通的物理学家。物理学家的工作是解释地球上有重力，不按规则办事，就会摔倒。经济学家的工作则是解释经济运行的规律，解释不按规律办事就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局的道理。这就是经济学家的本职。

物理学家给你解释重力的效果，并不是不人道。经济学家解释价格规律，也不是不人道。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就是尽本份探求和解释经济规律。凡是标榜自己道德如何高尚的，自己如何为民请命的，自己如何忧国忧民的，谁在其经济学论证中参入了这些因素，我就怀疑其职业道德，因为那不是经济学的本份。参入那些因素，究竟有何居心？

我们没有听过哪个物理学家说“我是心疼那小孩，所以才否认重力加速度”的。然而，我们常常听到经济学家说“作为一个替工薪阶层说话的经济学家，我认为目前的房价至少应该跌一半”、或“我特别关心中国农民，所以人民币汇率不应该升值”、或“农民工特别想回家，所以春运车票价格应该听取民意”等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该这样。

5. 您认为最值得尊重的经济学家有哪几位？为什么？

做好本职的经济学家，不以爱国心和同情心来给自己的言论增加份量的经济学家，我都非常尊重。经济学是一门探险事业，前面是茫茫广漠，哪里有宝藏，是不知道的，有些人试着走这个方向，有些那个方向，有人成就大一点，有人小一点，我都尊重他们。

但我想改改你的问题，告诉你我最近特别想念的一位经济学家，可能是这几天恰好在看他的东西。他是我的导师塔洛克。我很喜欢他，看他的文章总会笑。他最近退休了，搬到亚利桑那州，他是单身。曾经有两年，我们在一处办公。大概7点10分的样子，80多岁的老人，背着书包，步履蹒跚就来上班。办公室门常开着，谁都可以进去说说话。

实验经济学家豪赛（Dan Houser）曾经给班上学生说，当年他和塔洛克都在亚利桑那大学的时候，大伙经常一起吃午饭。无论谈到什么话题，塔洛克都能插上嘴，说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后来大家开始猜塔洛克是在瞎掰。结果就约好偷偷记录下来，分头去查，结果证实塔洛克是正确的！塔洛克是正确的！塔洛克是正确的！当然，他也非总是有理。某教授就发现另一个规律，就是每当塔洛克自觉理亏，他就会扯上中国。塔洛克很爱中国，早年在中国当外交官。

这些天想起他，总觉得难受。他和布坎南合著了《关于一致意见的数学分析》，结果布坎南得了诺贝尔奖，他没有。有各种猜测，我不细说了。自由基金出版社给他们两人都分别出版了十卷的选集。一位聪明、渊博、幽默、开创诸多学术疆域的大师，到退休的时候没有得到足够的荣誉。

6. 对美国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您是如何评价的？

美国次贷危机前的繁荣，起源于市场每个人对未来收入的过高预期；而次贷危机后的急速萎缩，反映了市场每个人对未来收入预期的理性下调。

那么，当初是什么导致了美国人不切实际的预期呢？误导市场产生过高收入预期的主因，是美国政府从1990年代起，为了提高住房拥有率，刻意从制度和政策上拔高，在法律上迫使私人银行放宽购房贷款的信贷审核条件（否则可能触犯与歧视有关的法律），并让那些“由政府资助的企业”来承诺购买那些高风险的债券；而当经济出现下滑，无法偿还贷款的个案剧增，就使得这些“由政府资助的企业”以及由此波及的私人机构陷入了危机。

说到底，不管美国政府用于救市和挽救信心的钱从哪里来，无论是从今天纳税人口袋里明掏（抽税）、还是暗掏（印钱）、还是向下一代要（举债），美国的综合国力——它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贡献——都还不足以支持它目前的消费水平（包括过于宽敞的房子、过于耗油的汽车、过于无关宏旨的学术研究等）。

要理解美国的危机，就必须理解这“美国综合国力”的底线。是政府长期对房地产市场实施了严重的干预，使人们对这个底线产生了错觉，高估了这条底线，才导致了这场危机；而不是什么华尔街的合约太复杂了，金融机构缺乏监督，人们忽然没有信心了等等导致了这场危机。

救市的正道，那就是让市场按照新的预期来调整产业结构！然而，奥巴马的整套救市方案，其主旨却反其道而行，是要干扰、欺骗、延迟市场重新调整预期和产业结构，是让本来应该倒闭的先不倒闭，让不善经营的金融机构转交给更加不善经营的政府来托管，而让本来已经入不敷出的美国再迅猛地乱花一通。

坊间流行的救市关键词，包括“促进有效需求”、“恢复信心”、“统一降价”、“盖楼铺路甚至打仗能刺激经济”等等，都没有触及解决问题的要害。这个要害在于：如果不让产业结构在市场机制的指引下调整，就没有人会知道什么才是“有效的需求”，也没有人会产生有依据的信心。

靠政府花钱（而这些钱最终来自老百姓）来让老百姓建立信心，说白了就是骗老百姓，但靠骗是骗不出信心的，尤其是当政府公开说要骗的时候。塔洛克就曾经在针对这种凯恩斯式的“骗计”发表过一篇文章“你能永远欺骗所有人吗？”，诘问主张使用“骗计”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托宾（James Tobin）。

不管怎样，奥巴马数以兆计的乱花钱大计已经启动。他甚至自信地声称： “没有人反对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启动市场复苏。”然而，三百位经济学家随即联名在《纽约时报》等媒体发表内容为“我们反对……”的全版广告，齐声指出：“我们这些签名人不相信政府增加开支是改善经济状况的办法。胡佛总统和罗斯福总统增加了政府开支，却并没有把美国经济从1930年的大萧条中挽救出来。增加政府开支的办法，也未能使日本走出1990年代“迷失的十年”的问题。政府增加开支可以挽救美国的愿望盖过了经验事实。要改善经济，政策制定者应该着眼于消除一系列政府施加的障碍，包括就业、储蓄、投资和生产等环节的障碍。减税和减少政府负担是刺激经济的最佳财政政策。”

7. 前不久，曝出美国AIG公司向其高管支付高额奖金，在国内也出现了高额年薪的事情，您如何看待这些事件的？

那是一年前AIG还完全是私营公司的时候签下来的劳动合同；金额是政府给这家老字号私营公司的救济金的千分之一；奥巴马政府在付出救济金后，就参与该公司的每个高层会议；奥巴马本人是在付出奖金的前一天知道消息的。

这是说，美国是尊重合同的法治国家。支付奖金根本是铁板钉钉的事情，搞什么事后特别税更是违宪的事情，这些奥巴马本人心知肚明。要有意见，付出救济金前就应该谈判；要表达愤怒，在知道要付出奖金的时候就应该表达。

我认为这是件好事。一是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这些庞大的救济金究竟值得不值得。政府花纳税人的钱总是很爽快很勇猛的。值得吗？为这一块钱就那么愤怒，公众又何曾知道，那成千上万倍的钞票又是怎么用的吗？

二是看清奥巴马作秀的一面。他事前是知道的，手下是早知道的，根本无能为力，只能事后为了迎合公众而装愤怒。高管没有责任，他们没有这个动机，也没有这个能力把美国经济搞垮。要找根源就得从政府的房屋政策入手，从政府的货币政策入手。可又有谁向政府机构和向议员们问责了吗？有的只是用新的错误，掩盖旧的错误。

8. 您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最大危机和挑战是什么？

第一是中国地区竞争埋下的隐患。最近廊坊市市长说：“房地产商来我市投资，赚了算他们的，赔了算我们的！”（《第一财经日报》）对此，铅笔经济研究社的陈青蓝先生指出：“招商引资是市长、县长们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只可惜，他们该做的是维护治安、维护公共道路和设施，并提供司法服务，除此之外，并不该有那么多事情让他们做。”

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中，也描述过为招商奔忙的地方官员：“那位到我家来求喝一杯葡萄酒的县长是个例子。他工作拼搏，但工资低——每月约三百美元——使我怀疑是些什么驱使他奔走。是贪污钱吗？是升职吗？是声誉吗？我试图很含蓄地找出他的动力根源。过了好一阵他知道我要问的是什么，说：‘教授呀，我只想为国家做点事。’不难想象，气氛环境适当，可以有很多像这位县长的人。”

不同的是，陈青蓝很质疑，张五常看来很感动。我自己是质疑派，深深质疑，里面大有问题。前些年，由于人民币汇率偏低，出口畅旺，中国地区竞争埋下的隐患被忽视，甚至被合理化了。现在经济发展放缓，那些隐患就容易激化。官商长期不分，其中牵扯巨大商业利益，又无法明白的法规来规范，结果就是发展了潜规则。这是我担心的事情之一。

第二件担心的事情，是中国在法治未健全的情况下“民主”和“民意”的呼声太高。民主和自由往往是冲突的，民主和权利往往是冲突的，很多问题不是靠民主解决的。火车票价高低、中国是否加入世贸、AIG高管是否应该收取高额奖金，都是不能靠民主和民意解决的问题。但“民主”和“民意”很动听，我承认很动听，我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如果是由民主和民意主导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个问题很微妙。一直以来，对民主和自由之间的冲突，存在很大的无知，这无知比对反垄断法的无知深广得多（见“民主不是自由”）。

9. 您是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我们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汇率制度？

从2003年起，我发表过系列文章，指出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会使中国引入通货膨胀。关于人民币汇率和货币制度，我曾经反复解释过我的看法。简单地说，我认为（1）不应该靠偏低的汇率来刺激出口，出口和进口都有个度，这个合适的度，只有在市场下才能自动调节和显示出来；（2）压低汇率以求出口，是在供养美国；而美国依靠大量印钞来刺激经济，结果会使我们手头的美元和美国债券贬值，结果是我们白干了；（3）中国应该采取盯住通货膨胀率的货币制度，不管就业，不管出口，不管什么全球贸易博弈策略，也不要指望靠搞什么世界货币来沾好处，就是盯住通货膨胀率，使中国经济体有一个稳定的交易尺度。就这样，好像二战后的马克那样。就这么简单。但要央行明白这“一心一意”的好处，而且还能真的做到“一心一意”，就不是那么简单。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做到。德国战前饱受恶性通胀之苦，所以战后做到了。

10. 为什么您反对最低工资制度？这岂不是违背社会公平？

在我看来，契约自由才符合社会公平。资本家不可能靠低工资来牟利。如果资本家确实善于欺负和盘剥某些弱势人群，那么世界500强企业里雇用的，就应该全是黑人、女人、儿童和文盲。谁认为弱势人群容易盘剥的，就应该自己开家企业，专门雇用他们试试看。

最低工资制度没有合理之处。首先，它侵犯了雇主和雇员之间订立契约的自由。其次，规模和档次较高的企业往往会游说政府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或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从而提高弱小竞争对手的经营成本，削弱其竞争力。这是大企业借政府的力量，对小企业进行不正当竞争的手段。再有，是它在提高了个别已经就业工人的工资的同时，也剥夺了其他本来只要求较低工资工人的就业机会。经济学就是要揭露“社会公平”四字下掩盖的实质。

上周末美国的AIG公司支付了它金融部门十多位高层管理人员1.65亿美元的奖金，这两天引起众怒。是好事，我想不出任何坏处。

华尔街巨额奖金事件有益无害

薛兆丰
2009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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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美国的AIG公司支付了它金融部门十多位高层管理人员1.65亿美元的奖金，这两天引起众怒。是好事，我想不出任何坏处。奖金是一年前议定的，目的是慰留人才。公司现在的环境不算差，政府是80%的主人，员工是大半个国企雇员了。

如果公司破产，那么接手的人或许可以重新商议这批劳动合同；但政府接管，不是破产，劳动合同固然生效。按照康州法律，欠薪的雇主要支付双倍工资并负责律师费，政府撕毁合同的短期影响比支付奖金的更恶劣，而长期影响就更不堪设想。

这笔奖金其实只是政府注入该公司的千分一，九牛一毛，不算什么。就是两个礼拜前，还有议员大声疾呼要从速花钱：“人都躺倒了，当然要赶紧救，还讨论什么责任，还讨论什么花得值不值，当然有些浪费，但重要的是花出去，重建市场信心，增加有效需求……”而事实上说这些话的何止几个议员？现在应该反省的是他们而不是高管。

从增加“有效需求”的角度看，把钱集中给这些高管，可能会更直接更迅速地刺激房地产和股市。真的，给点时间，我能把整个“凯恩斯刺激链条”说得更清楚。整个救市计划，目的本来就是要维持现状，即美国的生产力不变的现状。要说浪费，整个救市计划就是上千倍上万倍的浪费，为什么就特别针对此事大惊小怪？要说刺激经济，高管们恐怕比老百姓更容易制造有效需求。

当然，整件事情，最大的好处，是让人们对奥巴马产生怀疑——很多人还是第一次。

我不是在开玩笑，但也不要误会我。我是说，把金融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然后把政府请出来做救兵，是错上加错，简直是胡作非为；但遵守劳动合同给高管支付奖金不仅没有增加错误，而且还增加了认识和改正错误的一点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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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
2009年3月16日《经济观察报》
www.XueZhaofeng.com 

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阐释者。他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以下简称TMS）剖析了人类的心理特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以下简称WN）则阐述了市场的运行机制。两部巨著浑然一体：斯密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恰恰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坚如磐石的正当理由。

斯密首先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是自私自利的。他写道：“我们并不轻易怀疑某人缺乏私心。缺乏私心并不属于我们通常对人产生猜疑的原因之一。然而，如果某个人不是为了家庭和朋友的缘故，却不爱护自己的健康、生命或财产，不去做本来只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就足以促使他去做的事，那么这无疑是一个缺点，虽然说这是某种可爱的缺点。它把一个人变成与其说是轻视或憎恨的对象不如说是可怜的对象。但是，这种缺点还是多少有损于他的尊严和他那品质中令人尊重的地方的。满不在乎和不节俭的品质，一般不为人接受，并不是由于它讨人怜悯，而是由于它缺乏对自己利益的恰当关心（VII.II.87, TMS）。”

不难设想，人如果都不自私，那么社会就无法存活。从纯逻辑的角度看，人可能是极端利己的，却不可能是极端利他的。人人都极端利己的社会，仍然是可以想象的社会。虽然彻底弱肉强食，与动物世界无异，但动物世界也仍是可能的世界。然而，人人都极端利他的社会，却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谁都不肯吃饭，非要让给别人吃；别人都吃饱了，也还是不肯吃，非要把剩下的粮食拿去酿酒或养猪……这样的社会不可想象，也不可能存活。

然而，事实上，人并不处于这两个极端，而是在自私的同时，也还懂得同情。斯密这样写道：“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I.I.1, TMS）。”

然而，同情心的强弱是随着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显著变化的。斯密写道：“同样，对于人性中的那些自私而又原始的激情来说，我们自己的毫厘之得失，会显得比另一个和我们没有特殊关系的人的最高利益重要的多，会激起某种更为激昂的高兴或悲伤，会引出某种更为强烈的渴望和嫌恶（III.I.45, TMS）。”

斯密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假如中国这个伟大帝国连同其全部亿万居民突然毁于一场地震，那么一个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很有人情味的欧洲人会有什么反应呢？我觉得，他首先会对这些不幸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他会忧心忡忡地想到人世无常，人类创造的全部成果就这样在顷刻间灰飞烟灭。可是当悲天悯人、深谋远虑全都过去以后，他就会像平常一样优哉游哉地做生意、寻开心，好像这种不幸的事件从未发生过。哪怕是他自己遇到的最小的麻烦，都会让他更为紧张不安（III.I.46, TMS）。”

换言之，满足自己的同情心，也是自私的一种表现。然而，为了追求这种满足，每个人都不能走得太远，以致让自己付出太高代价。斯密指出，有些人会为了崇高的目标，作出巨大的个人牺牲，但他们并不是在爱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而是因为他们在爱自己的优点。斯密写道：“这不是人性温和的力量，不是造物主在人类心中点燃的仁慈的微弱之火，即能够抑制最强烈的自爱欲望之火的。它通常是一种更强烈的爱，一种更有力的感情；一种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一种对伟大和尊严的爱，一种对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III.I.46, TMS）。”可见这种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也没有超出自私的范畴。

到此，斯密眼中的人性结构便清楚了。首先，人是自私自利的，而根本不懂得利己的人不仅是罕见的，而且也是不受欢迎的。其次，人又是具有同情的天性的，周围的人的痛苦和快乐，会根据远近亲疏，不同程度地转化为自己的痛苦和快乐。这样，一个始终以自私为依归的人，就会在两个不同领域内，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来谋求个人幸福的最大化。那就是在私人领域，人们乐意为亲情和友谊作投资，因为这更有利于满足其同情心；而在公共领域，由于人人距离增大，同情心显著削弱，人们就只能在产权保护下，以非交际的方式，通过从事贮藏、分工、装配、交易和运输等活动来改善生活。即使有人愿意行善，那么在他提供的钱财或服务以外，其他环节也还是得以公共领域的规则办理。

对此，斯密在17年后发表的《国富论》中写道：“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I.2.2, WN）。”

正是因为同情心靠不住，人类才需要市场经济的协助。斯密在同一段紧接着说：“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I.2.2, WN）。”

这就是斯密的“道德观”和“市场观”的交汇处，是他给“个人生活”和“社会组织”画的分界线，也是他在考察了人类同情心本性后对市场体系大加赞赏的转折点。从《道德情操论》到《国富论》，斯密始终坚持“自私”的主线。他只不过是先在《道德情操论》中考察“同情心生效”的私人领域，然后在《国富论》中考察“同情心失效”的公共领域，由此分析人类在这两大领域追求幸福的不同方式而已。

对斯密最常见的两类误解，就是要么把他在公共领域的见解，用到私人领域上去，从而宣称斯密主张“绝对的自私自利”；要么把他在私人领域的见解，用到公共领域上去，从而宣称斯密主张“企业家应该讲社会道德并与大众分享财富”。

由于在家庭、亲属和朋友等私人小圈子里，同情心具有很强的作用，所以在这些小圈子里人们往往做出许多令人感动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市场上是不可能经常发生的。但即使人们在为亲友付出的时候没有索取实物回报，我们也能理解他们在同情心驱使下得到的精神满足。然而，尽管如此，即使是在私人小圈子里，自私也仍然在起着主导作用。例如，我们不会向比自己富有的亲人送钱；有来无往的友谊往往不可能持久，等等。

在公共领域，我们尤其要警惕人们要求企业家讲道德的现象。如果“讲道德”是指企业家不能瞒骗顾客，那是对的，因为瞒骗违反了交易合约，不仅伤害了顾客，在法治健全的情况下也会伤害股东。但如果“讲道德”是指企业家应该拿企业资产去行善施恩，就与斯密的本意格格不入了。斯密明确指出，在市场领域依靠别人的恩惠“是一定不行”的。

长期以来，不少人喜欢把“人权（human rights）”和“产权（property rights）”对立起来，进而谈论产权为人权作出让步的问题。这是深深的误会。个人产权就是人权。企业的产权是由多人的产权通过复杂的合约组织起来的。企业的产权也仍然是个人人权。如果要求企业家在市场上行善施恩，那就等于要求企业家侵犯股东的人权。

要企业家行善施恩的观点，在斯密那里找不到依据。斯密不仅不可能要求企业家替股东动用同情心，而且更不可能要求企业家在市场这种公共领域动用同情心。更重要的是，在斯密看来，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治家，他们都是有私心的普通人，要求他们在公众领域行使本来只在私人领域才起作用的同情心，那岂不是特别容易诱发假公济私的行为吗？

斯密并非写了两部自相矛盾的著作，分别供市场经济的怀疑者和支持者引用。相反，他通过《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构造了一个自洽体系：由于人不仅是自私的，而且还天生需要通过满足小范围的同情心来换取快感，所以不仅需要在私人领域强调爱心，而且也更需要在公众领域强调应由自私之心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来推动公益，并强调要警惕自私的掌权者对市场机制的破坏。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斯密为什么被视为市场经济之父，而不是计划经济或福利主义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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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推出数以兆计的乱花钱大计。美金的通货膨胀，将使中国人手上的美金缩水，其效果与“把收回来的外汇烧掉”无异。

压低人民币汇率等于供养美国

薛兆丰 
2009年2月18日
www.xuezhaofeng.com  

很多年前，我见有愤怒青年烧美元，就在网站上写过一句话，几天后《南方周末》把它登出来，是劝那些青年“不要烧美元”，理由是“美元是美国的负债证明书”，烧了美元就是免除了美国的债务。我明白愤怒青年是爱国，但爱国可不应该这样爱。

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999年初1,450亿美元，逐月逐年稳步递增，到达2008年末的19,460亿美元，增长了10倍以上（见“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这是说，中国十年来年替外国人干了很多活，而换来的是增加了十倍的欠条。那些本来还是活期欠条，拿出去就能当即换回服务；而拿着这些外汇再去购买外国政府发行的债券，那就是把活期欠条再换成远期欠条了。

有三个因素可以解释欠条激增的现象：一是我们对外国人贡献大，所以换来的欠条多；二是我们对外国人的需索少，所以兑出去的欠条少；三是人民币汇率过低，所以持美元的人都纷纷跑来换取人民币占便宜。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外汇就涌进来了，而人民币流通量也由此激增，形成了通货膨胀。请见我2003年发表的“守住了汇率，引入了通胀”。

在2005年，经济学教授塔洛克（Gordon Tullock）在走廊拉着我问：“中国人只想收藏美钞，却向美国提供真材实料的商品，这是为什么？”我回答：“我知道中国人就是喜欢收藏美钞。”塔洛克摇头：“我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中国人愚蠢。”过了两个礼拜，我跑到塔洛克的办公室问他：“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岂不也是很蠢？”塔洛克答：“美国政府是因为一些美国公司有意见，被迫向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只是说说，还没做什么；但中国是实实在在地把货物运过来，以过高的价格收藏美元，所以还是中国人蠢。”我说：“美国这么一施加压力，中国人就更不愿意升值了。” 塔洛克了解中国人爱面子的脾气（他曾是驻中国的外交官），听了连连称是。请见我2005年发表的“人民币汇率守得住吗”。

所谓“守不住”，说的是因“守”而引起的“通货膨胀”难以忍受。2003年以来主张以行政的方式压低人民币汇率的人，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么做而直接引起的通货膨胀问题。这是所谓“守不住”的含义。要是没有任何代价，中国人要免费为外国人服务，只求囤积欠条，当然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问题是，为外国人干活，自己只是攒欠条，同时还要忍受通货膨胀，这么做值得吗？有人认为值得。张五常从2003年起就反对人民币升值（尽管他也同时自相矛盾地主张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挂钩），反到什么程度？反到他宁愿把外国人的欠条烧掉都不愿意升值的程度。他在2006年发表的“货币问题的三个浅见”中写道：“两年多来我老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说人民币偏低，压力大，汇率不调高早晚守不住。一年前跟阿康斗气，他坚持人民币的上升压力守不住，我要说把收回来的外汇烧掉他才认输！”

为了抵抗升值而烧掉外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人因烧掉的外汇已经白干了，而因贬值的外汇将来还要白干。只是为了有工作吗？如果只是为了有工作，我自己就能为社会立刻创造20万个工作职位，再琢磨一下就能创造200万个——如果就业者只是是为了有工作。说到底，人们是为了改善生活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有人会说“把收回来的外汇烧掉”只是开玩笑。好像是，但美国奥巴马推出数以兆计的乱花钱大计，美金在过去多年已经、而在未来多年也很可能继续膨胀。这样中国人手上的“活期欠条”和“远期欠条”就必然贬值。本来在今天能换回一个汉堡包的钱，到明天就可能只能换回半个，这效果与“把收回来的外汇烧掉”并无差异。

中国如果不按照市场信号而是出于政策倾向过分压低人民币汇率，那么就会同时导致以下几个后果：（1）外国政府在其本国生产商的施压下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2）外国广大消费者占便宜；（3）过多外币（欠条）流入中国；（4）中国国内通货膨胀势头加剧；（5）如果国外——尤其是美国——由于其救市计划产生了其本国货币的通货膨胀，那么中国人持有的欠条的实际购买力将下降，意味着中国人过去白干了；（6）中国货过分便宜，导致中国人将来还要白干。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为了（1），即不向外国政府屈服，而宁愿同时接受（2）、（3）、（4）、（5）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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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民币汇率守得住吗 
4. 周其仁：毫不含糊地反对通货膨胀
5. 张五常，2006，“货币问题的三个浅见”
6. 杨怀康，2007，“天安门广场烧美金”，（“大教授古稀过外，记忆力可能稍逊从前。档案清楚显示……在下当时是扪声不语，没有认输。”） 

世界二战不是走出大萧条的原因 

薛兆丰 
2009年2月17日

有些人人认为打仗可以刺激经济。他们有时举例说，美国之所以走出大萧条，是因为打了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打塔利班和伊拉克打了八年。这些仗是否值得打，又应该怎么打，这里不讨论，但是否促进了美国的内需，或是否促进了美国的内供，从而改善了美国经济，则有明确答案：打仗对经济有净损害。这是说，在战争中花1元，其产出的价值少于1元。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乘数”小于1。这本来很容易理解。打仗真能使国家富强，那也就不用真的杀人了，把弹头去掉，全民常年搞国际军事演习吧。

哈佛大学宏观经济学家巴罗（Robert Barro）日前发布短文“乘数的巫术（Voodoo Multipliers）”（见这里）介绍他对二战投入的乘数的实证研究。其研究表明乘数为0.8，而考虑其他因素，他认为若在和平年代搞刺激经济的计划，其乘数将会更低。巴罗写道：

凯恩斯主义者通常认为二战的财政扩张刺激了经济，最终使得美国经济走出了大萧条。我在《宏观经济学：一种现代方法》中作了估算，二战增加了美国国防开支5,400亿美元，而经济增长了4,300亿美元，乘数为0.8。换言之，战争降低了国民收入，而主要的损失出自私人投资、政府非军事采购和净出口，而个人消费支出变化则很小。

In any event, the usual Keynesian view is that the WWII fiscal expansion provided the stimulus that finally got the U.S. economy ou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 I have estimated (in my book Macroeconomics, A Modern Approach) that World War II raised U.S. real defense expenditures by $540 billion (1996 dollars) per year at the peak in 1943–44, amounting to 44% of trend real GDP. I also estimated that the war raised real GDP above trend by $430 billion per year in 1943–44. Thus, the multiplier was 0.8 (430/540). The other way to put this is that the war lowered components of GDP aside from military purchases. The main declines were in private investment, non-military parts of government purchases, and net exports—personal consumer expenditure changed little.

最近一项调查也指出了大量的支持相同观点的研究证据（见这里）：

关于体育馆、运动场、运动特许经营和超大型体育活动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有着大量的而且是与日俱增的“经同行评议”的经济学文献。这些文献都没有发现足够的证据，能说明这些活动为社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或提高了它们的收入或税入的。

The large and growing peer-reviewed economics literature on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stadiums, arenas, sports franchises, and sport mega-events has consistently found no substantial evidence of increased jobs, incomes, or tax revenues for a community associated with any of these things.

乔治·梅森大学的威廉斯（Walter E. Williams）则在2001年写道（见这里）：

弗里德曼总是提醒我们，世界上只有两种经济学家——好的经济学家和坏的经济学家。那谁是好的谁是坏的呢？就看他们会不会说世界上会有免费午餐。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但“免费午餐经济学家”却会告诉你“二战把我们带出了大萧条”、“建筑体育馆能刺激就业”、“垄断者想定多高的价格就能定多高的价格”、“政府支出有益于经济”、“贸易盈余是好的而贸易赤字是坏的”。因为我（在梅森经济系里）的同事都是好的经济学家，所以你不会从他们的嘴里听到这些胡说八道。 

My friend and colleague Nobel Laureate Milton Friedman always reminds us there are only two kinds of economists - good economists and bad economists. We’re good economists. … You say, “Nobody’s going to admit that they’re a bad economist so how can we tell the difference?” See if the economist suggests the possibility of a free lunch. We all know that there’s no free lunch but free-lunch economists will tell you things such as: WWII got us out of the Depression; building sports arenas will stimulate employment; monopolies can charge any price they wish; government spending is good for the economy; and trade surpluses are good and trade deficits are bad. Since my colleagues are good economists, you’ll hear no such nonsense from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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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扩张财政旧神话，东亚政客新说辞
4. Robert J. Barro, “Voodoo Multipliers,” athttp://www.bepress.com/ev/vol6/iss2/art5/
5. Dennis Coates1 and Brad R. Humphreys2, “Do Economists Reach a Conclusion on Subsidies for Sports Franchises, Stadiums, and Mega-Events?” Econ Journal Watch, Volume 5, Number 3, September 2008, pp 294-315, athttp://www.aier.org/ejw/archive/do-economists-reach-a-conclusion/doc_download/3626-ejw-200809  
6. Walter E. Williams, “A Dynamite Economics Department,” at http://www.gmu.edu/departments/economics/wew/articles/01/dynamitedept.html
7. 张五常，2008年12月，“何日君再来？”（“三十年代美国的大萧条到四十年代终于脱身，不是因为政府大花钱鼓励内需，而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